就像当年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的构想》阐述了沿海开放与全球产业转移的关系一样，今天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只有放到新一轮全球产业/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2009年的时候，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的国家计委研究院王建凭借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应该说，这一思路的提出直至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基本上奠定了这些年的发展模式，也概括了今天中国最值得称道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地位的全面提升。然而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今天的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战略也需要同时也已经在展开调整。

　　什么叫国际大循环战略?王建同志解释为“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当时面对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是资本不足，第二是工业升级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都需要资本投入。孰先孰后？按照王建的论述，当时中国有几种选择，“一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但是国内市场有限，消费水平低下，而且仍处于高积累率的阶段；二是走借外债的道路，但是以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均外债水平计算，外债余额要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出口能力与还债规模难以适应；三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但机电产品基本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落后国家难以涉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第四条道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切入“国际大循环”，为工业发展创汇的同时解决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具有广阔视野的崭新思路。

　　在这篇《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中王建提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事实上，在“国际大循环”提出之前，区域经济学梯度开发的思想已经体现在国家1979-1987近十年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系列改革举措中。但毫无疑问“国际大循环”构想还是拓展了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形式和内涵的思路，如通过国际市场缓和沿海与内地争原料、争市场的矛盾，以及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在后来的文件表述和改革实践中都有体现。
 

　　二、新一轮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

　　当时间走到2008年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中国不是资本不足，而是相对过剩。不仅超量外汇成为“甜蜜的烦恼”，国内的流动性更是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炒起来，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绿豆大蒜亦或是红木之类。回想起来，过去的五六年中，其实缺乏一个更为明确的蓝图和构想，导致还是按照投资拉动的方式，还是鼓励出口的方式，造成了今天很多难以消化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我们曾经行之有效的招商引资不起作用了，曾经招来的企业正在失去竞争力，想要往东南亚转移，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新的蓝图在逐渐清楚起来。我们同样可以用两个循环来描述。

　　出发点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和产能的相对过剩。之所以说相对，是因为资本并没有流到想要它去的地方，比如科技创新，比如农村农业，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农村的政策、基础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渠道和风险控制，所以资本不去，所以留在楼市里。但与此同时是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的上升，导致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全面危机。

　　出路何在？其一在于升级，这是我们过去一两年来探索的一个重点方向。就是在跟很多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发现通过国际并购来实现技术的引进，通过资本的运作而不是优惠条件来吸引企业入驻。形象来说就是抓鸟进笼而不是筑巢引凤。这个做的最好的就是大庆，通过参与吉利并购沃尔沃实现了一个千亿级替代产业集群的引入。这种方式值得所有地方政府借鉴。而我们的感受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对这个思路感兴趣。国际并购成为热点。

　　我们在跟国经咨询合作，在跟克莱尔福德投行合作的中国投洽会上推出的新的“桥”模式，以国际并购来推动转型升级的方式，成为下一轮跟地方合作的重点方式。

　　出路之二就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走出去。这次走出去是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中国的产业转移。此前我们曾经参与过中国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的项目，参加过中国老挝的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机会，但是问题更多，因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有大量不错的劳动力，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的接盘者，中国只能自己动手，为自己配套。

　　对外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把我们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过剩的外汇储备以及过剩的产能几个方面综合调动起来。我们在参与一家央企的战略中，国际化是它下一步的重点，也是一批类似央企、大企业的重点。就像舰队的航母一样，他们能够起到主心骨、定心丸的作用。

　　有人说一带一路还要加上一洲，我以为要做学问可以求全，但是做战略一定是抓重点抓突破。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亚欧大陆，这是全球博弈的核心棋局，其他地方我们是用来牵扯别人注意力的，但是欧亚是全力以赴的重点。

　　如果说上一轮的开放重点是沿海，沿着太平洋，那么下一轮的重点一定是向西，再往西。往西南走向印度洋，再往西通往中亚。国内的高铁网络已经改变了国人的时空感受，下一步要把这种感受带给更多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走出去和请进来是一个完整战略的两个方面。
 

　　上一篇吴晓波的刷屏文章是为什么中国人都要去日本买电饭锅和马桶盖。我也未能免俗，花了几万日元买回来的电饭锅十倍于此前电饭锅的价格，的确做出来的饭味道提升了很多，因此也觉得物有所值。他从中看到中国制造业的机会和方向，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低端产品过剩，在真正能够满足国人需求的产品上存在着大量的不足。

　　走出去之后，腾出来的空间和市场谁能占领？引进来的技术能不能真正实现转移转化是关键。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完善和真正为现实服务的关键所在。中国用在科技创新上得钱不可谓不多，高新区/科技体系发展不能说成就不大，但是无论从大学研究的深度，还是从技术转化的效率来说都差很多。

　　我们在参与一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研究中充分感受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激活资源，来整合资源，实现协调是完善这一创新体系的关键。

　　比如从政府角度，为支持科技发展，国家从科技部等部门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园区、科技企业等提供的科研经费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科研经费配置与管理缺位。一种较为为理想的方式，除了基础学科的研究之外，在应用学科的研究上，科研院所的经费不是每年按照课题申请，而是按照转移的数量和效果来申请，转移得越多，得到的越多。这是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的成功经验。如果不建立完善这套机制体制，只是像广东一样去跟弗朗霍夫协会签订一个合作，效果恐怕只能是寥寥。

　　从园区的角度，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已经是高新区比较常见的做法。这些孵化器之间在技术转移上如何展开合作？已经有人做出了尝试，比如天府新谷，比如杨创还有北京的瀚海，作为国内孵化器领域的翘楚已经在酝酿国内外的合作。

　　从国际角度，国外机构也在积极探索新方式。2014年10月25日，中国银行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国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法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法两国600余家中小企业共千余人，涵盖了制造贸易、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环保能源、高端制造、健康医疗、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论坛期间两国中小企业总计开展了约5000场次的一对一洽谈，盛况空前。据了解，目前已初步达成数百项合作意向，成果丰硕，充分展现了两国中小企业合作的巨大潜力。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跟国经咨询合作做走出去促进中心所想要去尝试的内容，金融机构从中也将会看到大量的机会。

　　如果说上一轮的发展是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那么下一轮类似的机会是技术转移。而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则早在建国之初的一项规模空前的工程中就已经得到体现。一五期间的“156”工程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最大贡献，156个大型工业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包括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大量技术专家与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充分体现技术转移的精髓，缩短了自己摸索的过程。但随后中苏交恶，专家撤退，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攻坚克难，我们的两弹一星恐怕也是上不了天的，奠定了某些领域一直到今天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关键领域的关键还是需要自己做，但是全球技术转移会加速这一过程，减少很多摸索。比如在环保上，在养老等一些问题都是如此。